提到观念摄影，有一个人一定得提，他就是《新摄影》杂志的创办人之一，也是一位中国观念摄影的代表人物——刘铮。从他这十几年摄影的经历，能管窥出中国观念摄影从起步到刚刚上路的激情与迷乱。 十多年前，刘铮的身份还是《工人日报》的摄影记者。因为喜欢摄影而费尽心思进了报社，之后每天抱着相机游走在大街小巷拍摄车祸现场，或者被接待单位灌得酩酊大醉。曾经对于摄影的热情一点点地被这样的生活磨砺。 “那时候摄影就是一个记录功能。自己喜欢的摄影根本没人理，我当时觉得实在是太压抑了。”刘铮回忆说。工作之外，他拼命地寻找自己心中想象的摄影形式，觉得应该有一种形式是游离在记录之外，是表达自身观念的。 可是那时候资讯极不发达，几乎什么都接触不到。为数不多的能见到的国外作品“都是从各个地方翻拍了多少遍的，像小人书一样大小的图片。”他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召集认识的摄影师“开会”。直到现在，刘铮对当时“开会”的情形仍然记忆犹新。“每周大伙聚在一块吵一次架，打三个电话所有人都到。王文澜、解海龙都在屋里，大伙蹲在墙角抽着烟争论，弄得一屋子乌烟瘴气。” 刘铮说，当时争论的焦点就是他认为一定应该有一种表达自我观念的摄影存在，而决不只是像中国这样只有记录的摄影。惹得大伙都愁眉苦脸地问，“你说的那种摄影在哪呢？”刘铮不言语，最后只说，“我也不知道，但是你们等着吧。” 离开报社前，刘铮已经在尝试自己的“摄影新思维”，所以刚离开时，刘铮觉得自己离自己想要的生活更近了，但所有的探索都还没有确定的眉目，随之而来的是更迷茫。“我那时每天没事就坐在十字路口，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流，眼泪哗哗地流，根本不知道去哪。心里还想开不开口找我妈要钱。” 1994年，刘铮就开始尝试自己后来的成名作《国人》系列。为了拍摄《国人》，他几乎走遍中国。镜头覆盖了农民、僧侣、流浪者、囚犯、富人、乞丐、戏子、舞女、诗人、未亡人、残疾人、变性人、死尸、干尸及蜡像人物、雕塑人物。 “这些‘国人’们往往以怪诞、荒谬、阴冷、愚昧、丑陋、无奈、笨拙甚至是凶悍的形象出现在人们面前，令人在悚然之余感到阵阵现实的错愕。”摄影家、学者顾铮如此描述刘铮的作品。 摄影兼评论家李江树评价刘铮的作品，包含了“国人”担负着的沉重历史，“死亡和战争的阴影，情欲、渴望、感情的误置，深刻的无聊，岁月的创痛，浅薄的世俗享乐和现代人的精神贫困。” “最初是想记录中国人的心灵状态，后来却成了对我自身心灵的剖析，这是我当初未曾预料的。”刘铮说，摄影对他来说如同一个发泄的渠道，没有它他将无可想象自己的生活。“我的孤独在社会中很难被容忍，我的摄影也给我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因此我是孤独地存在着。” 所幸，后来他孤独的身影边有了荣荣，再后来有了庄辉、洪磊等等一批和他有相似想法的摄影家。 荣荣早年学画，考美院落榜之后，偶然在照相馆接触到了相机，由此喜欢上摄影。攒了三年钱后，荣荣揣着一笔“巨款”来到北京“追寻理想”. 刘铮还记得下大雪的时候，他和荣荣一起出去拍照片，拍完了，两个人穷到买一张大饼，一人一半。时隔约十年，他们每个人的作品都卖到了一张十几万元。 著名的策展人汉斯策划了一个展览，囊括了他们这一批中国最早的观念摄影家，从此，外国的艺术市场知道，“原来中国还真的有人在做这个。” 刘铮说，“我卖第一张的时候真没觉得激动，因为付出太多。但是最重要的是自己觉得有人认可了。” “中国的当代艺术和外国人是根本分不开的，这是事实。当初一个外国人花几百块钱也就相当于他们在本国好的餐厅的一道主菜。最重要的是，这些穷困的艺术家里如果来了一个外国人看作品，他们会觉得这是在和世界交流。”著名的影像评论家鲍昆评价外国买家之于中国这些摄影师的影响和意义。 第一批观念摄影家被发现之后，那些拥有资本的人马上看到了这块市场。“观念摄影不像绘画，没有多年的工夫在技术上就难以过关。这让资本操作者更容易操作。” 鲍昆说，在目前国内的观念摄影市场中已出现极大的混乱和急功近利行为，“说白了，现在中国的观念摄影在资本操作者那里就是一种可以迅速赚钱的新型号产品。这和制作一款新手机没什么区别。现在这些做拍卖的人拼命地谈学术，换句话说，就是要使这个产品有一个好的包装。” 在鲍昆看来，现在，有些观念摄影家不是没有创新和突破就是已渐渐地变成了一个符号。“比如说王庆松，他现在越来越像好莱坞大片导演。他自己已经不拍照了，有了一个想法，比如说要拍拆迁，就找个搞设计的按照他说的设计个草图，再找工程队把场景做出来，找副导演去北影门口找一帮北漂。到现场，他指挥一下，有摄影师对监视器看，最后王庆松定了，摄影师按快门就是。”
真的想要领先别人一步，有办法的话，找一本书，当年的美国广告摄影年鉴，里面所有东西都是原创的，只要你学会几项，吸收消化后，拿来发表，都可以独当一面，功效少说一年，消化以后对人像一样有效！！学的是别人的想法，主题，手法及布景，偷偷的，别告诉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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